厦大教授建议按生育情况领取养老金
厦大教授建议按生育情况领取养老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口基数大国，但近些年我国的“生娃率”一直在走低。出生率不容乐观。厦大教授建议按生育情况领取养老金。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提出，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就在前几天，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多生5000万孩子”的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奇谈怪论一出，顿时引发轩然大波，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随后，任泽平微博、微信公众号双双遭禁言。
人们一向将“专家教授”相提并论，已经有“专家”大大火了一把、招徕了不少眼球，“教授”群体当然也不能落后，这不，有教授挺身而出，再抛高论。
请恕我直言，不管是“专家”还是“教授”，其论调都显得很肤浅，甚至存在“反XX”的嫌疑。
鼓励生育，确系眼下非常紧迫的问题，但鼓励生育的方式方法，却必须合乎人性和法治，做到科学合理。
生不生孩子，是个人的自由，其他人无权干涉，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这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而鼓励生育的措施，也要公平、公正，不能为了某种看似冠冕堂皇的利益，有意无意损害部分人群的利益。
更何况，有些人并非故意不生孩子，而是由于身体等方面的特殊原因无法生孩子。他们为此被打入“另类”，切身利益受损，真的是如假包换的“躺枪”呢。
专家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其本质可以视作收入的二次分配。奖励一部分人、给一部分人分配更多的钱，其本质上就是罚另一部分人的款，让他们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将分配的天平向生育子女者倾斜，有人多拿了钱，相对来说就是其他人在分配中少拿了钱，还必须承担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和压力。
而教授则更狠，直接一竿子戳向了退休金，将生育情况跟养老挂起钩来。多生孩子多拿退休金，不生或少生孩子就要少拿退休金，有何法律依据呢？难道不生或少生孩子的人，连养老都不配了？
曾几何时，超生、多生孩子，是要交纳“社会抚养费”的。现在，如果按照专家教授的理论，不生、少生孩子，在经济待遇和收入分配上就要被区别对待、低人一等。是不是拐弯有点陡？不是我不明白，这社会变化快。
当然，专家、教授宏论一出，也有一些群体是会兴高采烈、弹冠相庆的。那就是小品里演的“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多少年，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以前见不得光，现在终于翻身把歌唱。我建议，他们应该集体敲锣打鼓给专家、教授送面锦旗，然后当面问一问：请问，你们说的钱，找谁领呢？要不，先把来的火车票给报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口基数大国，但近些年我国的“生娃率”一直在走低。
2015年底开放二胎政策，可是根据调查显示，从2017年起到2019年我国新生儿的出生率连续下降。
2017年我国新生儿的出生人数在1700万左右，到2019年时却只有1450万左右了。
2019年新生儿出生率直逼负增长，更主要的是这种情况孩子持续。
为此，我国也决定开放三胎政策，可是却依旧没有好转。
根据调查发现：在新一线城市中，出生率都不容乐观。
由此专家推断：未来新生儿出生率还会持续走低。
01“生娃率”持续走低，厦门教授给出建议
二胎三胎政策开放，“生娃率”丝毫没有好转，而面对这种情况时，厦门赵燕青教授在会议上提出建议：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选择不生孩子的家庭，养老金要下调，只有跟“资本”挂钩，才能让“生娃”变得有意义，大家才更愿意生。
厦门赵燕青教授这个建议一出，惹来众议，甚至还有人说赵燕青教授在胡言乱语，几乎没有人赞同厦门教授的观点。
他想把“生娃”和“社会保障”挂钩，迫使年轻夫妻去要孩子，甚至是让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去要二胎或者是三胎。
02厦门赵燕青教授的误区
对于“生娃”这件事上，赵燕青教授存在一个很深刻的误区，现在的年轻生不生娃跟“社保”关系不大，重点是能生却“养不起”。
误区一：年轻人不看重“社保”
之前有视频爆料说有1.7亿90后，选择结婚的只有1千万，请问是因为“社保”就不结婚吗？
事实上是因为没有钱，没有不敢去想结婚。
连婚都不敢结的90后，请问又怎么敢去考虑要孩子呢？
误区二：生不起
之前央视名嘴白岩松已经说过生孩子的问题，连一胎都不敢生，又何来二胎和三胎？
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又怎么敢去要孩子呢？
现在的房价这么贵，普通家庭可能要奋斗一辈子才能买起一套房子，面对这种情况，90后敢去想生孩子吗？
白岩松曾说过：当房价超过3万时，再怎么涨都跟普通人没关系了；
确实是这样，更何况，现在随便一个城市的房价可以都直追2万，更别说是北上广了。
误区三：抚养成本
“生而不养，妄为父母”那请问厦门的赵燕青教授，现在养孩子的成本这么高，难道也跟“社保”有关？
不管你怎么建议下调养老金，养不起孩子的夫妻就是养不起。
现在的父母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随便报一个班就需要好几千，随便一个普通的幼儿园托费就要好几千，随便养一个孩子就要付出近百万，请问这也是跟“社保”，跟“养老金”有关吗？
生不生孩子，跟下调养老金无关，现实问题不解决，不管再怎么下调养老金都徒劳无功。
03“生娃率”持续走低的最根本原因
事实上，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压力大。
有网友说：自己35岁就被辞退了，都活不起了，怎么去养孩子？
事实就是这样，现在的生活成本，养孩子的成本跟以前都没有办法比了，一个家庭能养一个孩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敢去多想。
所以说，只有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才能提高“生娃率”。
2021年，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在北京的蓝筹年会上提出一个建议，将生孩子与未来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挂钩，引起广泛讨论。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作为规划界专家及经济学者，赵燕菁指出，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等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日，赵燕菁接受记者采访，再度阐述了他基于养老金视角的鼓励生育的建议。
养老金制度下仍然是代际养老
赵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里，“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老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人们通过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对减弱。这也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比穷国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养老的功能？
赵燕菁认为，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保、医保、养老金等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通俗来理解，我们（指工作者）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们今后领取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子女一代在缴纳，其实仍然是代际养老。
“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的家庭互保功能，只是因为养老金的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给了市场一个错觉，让人们以为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以为我们自己交的钱可以在未来养活自己。”赵燕菁指出。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赵燕菁回应称，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个人储蓄的概念。当社会的资本总量增加时，如果养老金不能随着资本的增加相应增值，而仅仅是以储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后完全兑付，也很难实现有尊严的养老。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同时也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产品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
也有人质疑，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保障养老。赵燕菁指出，要考虑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商业保险的支出，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况“分级”领取养老金
在解释了养老金制度后，赵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实际上这背后的问题，是让市场恢复正确的信号，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
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诚然，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于独立、理性、自主的选择。但基于生育的正外部性考虑，如果通过养老金方面的制度设计，增加一个新的约束条件，或者说告知大家未来预期的养老金差距，这将可能改变一些人的生育决策。
当然，赵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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