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
人大代表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人大代表称政府可以应对35岁年龄限制情况的改变作出表率，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人大代表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
2022年两会开幕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今年自己将在两会上再次提出“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
蒋胜男表示，35岁正处在做事业最好的黄金年华，也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很多人做出事业来都是在35岁以后的事情。若仅用一条年龄限制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更是人才的极大浪费。
蒋胜男建议，倡导全社会招工应消除职场年龄岐视，帮助因经济、疫情及其他情况面临下岗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同时，蒋胜男表示，政府可以应对35岁年龄限制情况的改变作出表率，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并先从北上广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开始。
“目前公务员招录体系十分完备，放宽年龄限制并不会让能力不足者进入，恰恰相反，可能部分岗位会招录到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就更能扬长避短，发挥公务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年龄放宽影响的不仅仅是35岁以上报考公务员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将会对全社会起到示范性作用，这将成为社会组织、个体行为的一个参照，解决就业市场的‘35岁门槛’歧视。”蒋胜男称。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于近日在《做客央广网》栏目中表示，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单位将35岁作为招聘红线，40岁及以上骨干被一刀切、边缘化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他建议，修订相关劳动法规，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并在各类企业中保证一定的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
35岁到45岁，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壮之时。此时，经过多年职场的摸爬滚打，他们有经验有体力，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期，将这个年龄段的他们排挤在求职门槛外，既不科学也不公平，而且造成了人才浪费。更何况，这个年龄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求职无门，不仅影响自身发展，还会影响家庭稳定，继而影响社会稳定。
企业用人本该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年轻。要打破“35岁门槛”，离不开多管齐下、合力共为。
政府部门要唯才是举，加强引导和规划，如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所提出的，可探索“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鼓励人才返乡建设等；法律法规要对年龄歧视说不，进一步完善立法，推动整个社会观念更新；用人市场应回归理性，要根据岗位需要来招聘人才，而不是光看性别、年龄之类的外在标签。与此同时，处在35岁的人群，也应加强自身学习，以实力赢得用人单位的认可。
只要肯干实干能干，40岁也依旧是“当打之年”。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合力打破35岁的“玻璃门”，选人不拘一格，用人各尽其能，更好激活人才资源，让就业环境更公平、更友好，让中年人也能拥抱就业的春天。
日前，“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
“35岁门槛”，是公考中一种由来已久的规定。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下，此规则的形成，确实有着相当的现实考量，比如，它对应着社会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劳动力的供应充足，并且还不无对选拔效率和公平的.兼顾。
但是，近年来，呼吁放开这一年龄限制的声音越来越多，并且每每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和热议。这足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心声。这背后其实是社会现实的变迁。
比如，2020年，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2020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也就是说35岁的限制标准已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年龄了。
此外，2011年，我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到2020年，已经提高到10.8岁，“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提高至11.3岁。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继续沿用35岁的年龄限制，留给毕业生考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且不说，这会加剧求职者的年龄挤压，实际上也将大大限制公务员选拔的人才基数。
还需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国情下，公务员招考的年龄限制，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揆诸现实，“35岁门槛”几乎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各个领域。高校、科研单位、企业……几乎可以说都践行着“35岁以下是人力资源，35岁以上是人力成本”这样的选拔观念。这既是一种被人为强化的年龄歧视，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束缚着社会才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置于当前放开三孩的大背景下，也不容忽视这种严格的、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对于社会生育的负面影响。道理很简单，职场的年龄限制越严，就越容易伤害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性”，从而构成对生育空间的一种压榨。
因此，无论是社会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还是人口红利式微，以及老龄化加剧、提升社会生育率的需要，35岁这道就业市场的“金线”，理应受到重新审视。到底是延后还是直接取消，需要综合性的研判。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过去时代的产物，它的确到了应该优化的时候了。
当然，从适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变化来看，对35岁门槛的调整，仅仅只是一个“术”的层面的改变，更要改变的还有整个社会的年龄观、就业观、用人观。
比如，就业市场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对于“年轻化”“低龄化”的过度追求，以更开放的姿态对其他群体有更公平的接纳；如何从善于挖掘年轻人群体的红利，转变为更好兼顾对中年甚至老年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避免老龄化加剧挤压年轻人的空间，等等，都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包括个体，在机制、心态、观念等方面有更积极的调整。这方面，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有过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理性参照的基础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更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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