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法
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法，企业是依附在政府之下成长的，所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沟通，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法有什么呢？
第一，调整心态，树立平常心。
多与政府沟通，勤读政策文件。
主动和官员交朋友，营造良性的政商关系。
第二，组建政府事务部，研究政府执政方式。
分析政策对政府的理解，从外行变内行。
企业政务专业须走在企业其他工作前面。
尤其这几年，政府处于变革期，政策变化很快。
这个部门将会决定企业生死。
第三，立体沟通，掌握渠道和工具。
做外贸需要懂外语或翻译。
与政府打交道需要懂官话、认识路、能进门。
第四，善用外脑，建立企业智库。
创业初期，可以聘请一两名政府顾问作外脑。
引智引识也可以理解为企业购买服务。
第五，打入内部，形成发展共同体。
可以在政府部门工作繁忙，选派企业专业人员，或政府事务部人员。
到政府帮助做辅助性工作，一是可以更精准了解政策。
二是熟悉工作流程。
三是了解政府工作人员职业习惯。
四是建立健康的新政商关系。
五是主动承办协办一些会议促进政商互动。
六是在专业行业领域积极为政府做好参谋辅助。
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总有大中小之分，企业处理好了这些官员之间的“一二三”，才能处理好与这个政府部门的关系。
“围一敬二看三”是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合适套路。因为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部门可能没变，但是政府官员的职位却在变动。如果一家企业的眼里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门老大一个人，就容易为企业未来种下隐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员走了，但企业更换业务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常去跑的部门还得跑。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老一”走了，总有“新老一”要来，而如果“新老一”是原来的老二，他心中的不平衡和积怨就容易释放，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不利因素。
另外，一个事情决定了，而要做完做好还有一个过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还要尊重执行的人，以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让企业的事情顺畅地通过“中间层”，最终达到预想的目标和效果。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具体做事方面的官员，也许其职位就是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而已。
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方法：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技巧
利益趋同的重要原则
美国人欧思文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地飞行在北京与常驻地新加坡之间的航线上，让他如此忙碌的最主要原因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航权谈判。他是UPS亚太区公共事务副总裁。
谈判之外，欧思文还有很多工作安排，譬如说在北京大学做主题为《公共事务在私营领域中的角色》的演讲，阐述他的雇主UPS在公共事务工作领域的方法和立场，他还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杰出青年论坛中的一些中美政界和商界青年领袖进行了非正式会面。不难看出，他的行动都是围绕着他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争取更多的航权——而进行的外围公关。
“我们在任何国家公共事务的角色都是向当地政府说明：‘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符合你们的公众利益’。而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是要知道当地的政府和人民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才能找到当地对公众利益的确切定义。”欧思文对本报记者说。
这里，涉及到的是跨国企业进行政府公关活动时涉及到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的原则是什么?安利公司全球副总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突出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公开性原则，就是要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对象都要传递同样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投其所好”，也就是说要弄明白政府在想些什么。
叶莺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她认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企业要对政府面对的挑战和政府采取的方向有敏锐的思考和清晰的理解。“你必须要明白它的道理，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企业的思想、理念、基本的平台和政府的政策是永远一致的，这个一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迎合政府，而是思路上的锲合。”她说。这显然是找到企业与当地社会共同利益的一个最好方式。
柯达与乐凯的合作显然就是依靠这样的思路取得成功的。柯达以收购20%股份的方式与乐凯合作，并且承诺将来不在市场上吸收新股。柯达认为这样可以规避对未来乐凯被柯达独资化的忧虑，而这显然是当时取得合作资格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叶莺告诉记者：“我们达成这个合作方式的时候正好是党的十六大闭幕，会议提出了混合制的方式。所以有人说，你们又踩对了点，其实不是我们消息灵通，只是我们在思考的路途上觉得，这又是一个绝对新的.国企改革路子。”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区域进行政府公关活动在原则和方式上会有怎样的不同呢?田行娟认为：“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不过由于文化背景和机构设置的不同，沟通的方式方法肯定有些不同。比如在美国，对国会议员做游说的工作是合法的，美国有专门从事游说的公司。这个情况就很特殊，有美国的文化背景。但根据我以前在政府工作的经验，我觉得中国人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概念。在中国，重要的还是互动式的沟通，而不是单方面游说。(游说)这个概念在中国显然是不适合的。”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市场，这种辽阔本身就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差异。怎样准确地抓住同一个主体内不同区域的细微差别呢?叶莺的说法非常生动：“你必须穿上他们的鞋子，戴上他们的帽子，跟他们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定位。”
她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有的时候往往有冲突，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是违背中央的政策，而是它们有一些特殊的环境，我们必须要接受，必须要理解，同时要设法使自己在某一件事情的立场，能够站得住脚。不仅顾全地方的利益，同时在绝对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原则之下使我们在地方上所做的事情不会受到损害。”
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方法：政府与公众的态度
社会对新闻发言人的“苛求”，映照出公众对政府发言发声的渴求。近些年来，我国政民互动逐渐热络，但总的来看仍不太成熟，一些部门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不愿说话、不敢说话、不会说话。在与公众互动过程中，政府常常遭遇这样那样的尴尬。当此之时，很有必要厘清几个关键问题。
与公众充分有效沟通，是建设现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社会矛盾和问题叠加呈现，利益和观念多元分化。加之传播格局和形态空前变化，舆论场上众声喧哗，传言谣言随时都在与事实真相赛跑。谁想在舆论场占据有利地位，谁就必须及时发声、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出现热点问题，权威信息“犹抱琵琶”扭扭捏捏，等到小道消息传遍天下，留给相关部门的大概就只剩下被动挨批、百口莫辩了。主动及时回应民众关切，既是政府施政应有的理念和方式，也是引导人们了解情况、凝聚共识的必然选择。
既然如此，又为何屡屡出现不发声、发错声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爱惜羽毛，热衷装扮开明绅士，要么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么干脆作壁上观、隔岸观火;二是思维偏误，将公众质疑视为全盘否定，将媒体提问视为无端“找茬”，于是念起“拖字诀”、玩起“躲猫猫”;三是本领恐慌，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环境，一些人跟不上趟了，讲不出群众听得懂的话，跨越不了官方和民间话语体系的鸿沟。而一些部门徒有新闻发布制度，却将其视为掩盖问题的“遮羞布”，推脱责任的“挡箭牌”，更是谬之又谬。
其实，政府发声要找到获取公众信任的最佳“打开方式”，也不是什么登天难事。一方面新闻发言人要多加修炼，提升个人能力素质。同时也要看到，回应公众并不仅仅是发言人的事。政府部门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新闻发言人并不掌握充分信息，在突发状况下走个过场，拿官话套话搪塞一下，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发声说了不如不说。太多的经验教训表明，互动责任不能系于一人，而应注重团队协作，提升系统性的公开意识和后台支持。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掌管全局，其身份、资源和权限意味着他们的发言更有分量。在一些重大场合或特殊情景中，主要领导若总躲在幕后，前台发言人纵再有能耐也难得到认可;而主要领导站出来，当好“第一发言人”，往往能事半功倍。
有道是，态度决定一切，观念引领行动。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发不发声、怎么发声，有能力问题，更主要还是态度问题。实现与公众的良好互动，提升发言发声的效果，首先要先认清自我定位，提升自我认识。人民的政府，不应怕跟人民沟通交流，如果有缺点，也不怕人民批评指出。从观念上端正起来，在态度上重视起来，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提升思想自觉，最终也将推动行动自觉。
当硬性任务内化为自身责任，何愁不能练就看家本领?当抓住了时机、把握了节奏、讲究了策略，何愁找不到破解难题、凝聚共识的良策妙方?当各级政府发言发声更加生动、更加自然、更加自信，展示于世人面前的必是潮头起舞的稳健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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